华东师大|国家治理②上海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

2019-12-20 12:04:48 126

原标题:华东师大|国家治理②上海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路径

上海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

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,保持社会安全、稳定、和谐,是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。上海在基层治理体制、党建引领共治、社区网格化智能化治理、公共服务供给、法治德治自治融合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探索,实现了国际大都市社会的总体安全稳定,2018年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把上海评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,安全有序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。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了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,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”,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”、“要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”、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”等新战略、新命题,这预示着我国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主要体现在三点:

一是,在治理范围上,更加强调多主体协同的体系化、系统化、集成化,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。

二是,在治理方式上,更加强调民众参与和民主协商,依靠自治、法治、德治,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慧,“群众的事情商量着办”。

三是,在行动主体上,更加强调个人的责任,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合法权益、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,更强调每个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责任,打造以责任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

2019年11月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,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,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。因此,顺应上海成功跨越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和要求,将社会治理置于提高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之中,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,打造与上海“四个功能”地位相适应、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体系,成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任务、新方向。

努力形成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“上海样本”

尽管上海的社会治理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,但在治理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待增强、基层党建引领能力有待提升、市级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健全、智能化数据割据有待整合、基层民众参与渠道有待完善、条块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等诸多不足,尤其是在面对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、国内外各类风险有增无减、上海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竞争、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等新形势下,上海的社会治理需要充分借鉴吸取西方发达城市的经验和教训,探索更加成熟、定型的社会治理制度,形成21世纪全球超大城市治理的“上海样本”、“上海经验”。

我们认为,未来上海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建构,需要采取如下几条新路径:

一是,处理好法律和道德的关系,更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的正向促进作用。

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,当今诸多的社会问题,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过分强调竞争下人心和价值观出了问题,金钱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,成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,这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判断混乱,社会信仰、心灵归属、文化自信的缺失。仅仅依靠法律是无法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,道德建设、心灵建设、信仰建设,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所在。上海作为中国率先富起来的国际大都市,应该具有追求大我、道德自律、行为文明、忧国忧民的现代社会群体,包容、礼让、奉献、参与、尽责、守则等道德品质应该成为每个市民或社会行动者的内在素养,这是展示上海中华礼仪之城、文明之城,获得世界民众认可和尊敬的源头活水。从这一点来说,上海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进程中,更应该加大对人和社会道德建设的投资,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家庭、家风、家教建设,强调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践行,用儒释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每个人的心灵家园,让所有人懂得并践行“君子求诸己、小人求诸人”、“君子务本”的道理,真正形成既要共享利益,更要讲究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的集体意识和自觉行动。

二是,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创新的关系,形成一批更加成熟、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和标准。

当前,上海在区县、街镇、居村等层面,围绕党建引领、公共服务(老小旧远)、公共安全、居民自治、小区智能化治理、社会组织参与等领域,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基层治理案例,诸如浦东的《社会治理指数评价体系》《“家门口”服务规范》,宝山区的“社区通”,杨浦区的“睦邻中心”,金山区的“毗邻党建”,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的“社区大脑”综合管理平台等等,真可谓治理模式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,首创精神迸发有效。但为了提升全市社会治理效能、降低治理成本,要注重全市层面的顶层设计,并选择一批基层的有效治理制度、模式和系统,适时上升为全市性制度或标准,进行市域化推广应用,形成一批更加高效、成熟、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,全面提升国际大都市整体治理能力和水平。

三是,处理好部门与部门、条与块、块与块之间的三重关系,形成统筹协调、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的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新体制。

首先,在市、区层面,要分别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跨部门协调机制,解决“多部门(市委、公安、民政、政法委、发改委等)分散治理各自为政、统筹协调平台机制缺失、横向系统数据无法共享”等问题,增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协同性,进一步发挥好“两级政府-三级管理”的制度优势。

其次,进一步完善基层街镇层面的“条块关系”,强化条线职能部门的主责主业,赋予街镇更大、更实、更管用的统筹协调权力,学习借鉴北京的“街乡吹哨、部门报到”、“接诉即办”等有效机制,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合力,打造新时代升级版“枫桥经验”,就地快速处置和化解各类社会风险与矛盾问题。

再次,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、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、大虹桥商务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契机,处理好上海及边缘城区、街镇与江苏、浙江相邻政区单元之间的关系,构筑适应长三角流动社会的跨政区社会治理新机制,为同城化、一体化发展提供社会治理一体化保障。

四是,处理好治理和服务的关系,构筑多层次、多样化、数字化、品质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。

以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,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人文环境,增强对境内外各类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,是实现城市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。因此,上海在加强城市治理、政府监管的同时,要高度重视多元群体的差异性服务需求,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力度,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,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,提高公共服务品质,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、均等化,非基本公共服务(包括高端化市场服务供给)个性化、高端化,满足各类群体的多样化需求,让生活在上海的每个人都能提高获得感、安全感和幸福感。尤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现代科技的作用,既要为城市安全运行提供“智慧化”支撑,更要发挥“一网通办”“最多跑一次”“最多跑一地”等数据化服务效能,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服务能级。

[作者陶希东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,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,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(17ZDA068)资助课题。]